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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二
2014-07-10 15:05:00   来源:    点击:
    战略篇 
    环环紧扣,逐浪推进 
    谈决策的实施  
 
    战略方案的实施,是达到战略目标、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阶段。为了做好这一阶段的工作,首先要围绕着已经确定的大目标,进一步提出各阶段的小目标,一步一个脚印前进,积小胜为大胜,积跬步致千里,逐步逼进大目标;其次,在每个战略阶段都要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,做到人员落实,物资落实,时间落实,办法落实,并要拟定种种应急方案;同时,要注意信息反馈,根据新矛盾,新情况,及时地调整、修改、补充原有的决策方案。 
    曹操和袁绍官渡决战之前,袁绍各方面占据优势,其中一条是后方比较安定,除了困守易京的公孙瓒外,境内没有异己的政治、军事集团。他还和关外的乌桓贵族相勾结,彼此相安无事。相形之下,曹操的东边先后有吕布、刘备为患,南边有刘表、张绣相胁,常有后顾之忧。为了改变这一劣势,曹操抓住战机,采取不同措施,实施一个个子方案。他先是采纳郭嘉的建议,利用袁绍北征公孙瓒之机,挥兵东南,攻取下邳,擒杀吕布;接着,又采纳孔融的建议,招安张绣和刘表。他以政治家的胸怀和战略家的眼光,与张绣尽弃前嫌,握手言欢。张绣率部投降,刘表也保持了中立,这就粉碎了袁绍拉拢刘表,企图孤立和夹击曹操的阴谋;最后在袁绍已经屯兵官渡的情况下,他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,利用袁绍“性迟而多疑,其谋土各相妒忌”的弱点,乘刘备新整军马,众心未服,亲率大军20万,兵分五路,东征徐州,击溃了刘备,纳降关羽,从此,基本靖平长江以北的大片疆土,为官渡胜利赢得了可靠的后方。 
    在赤壁大战中,经过外交上的折冲和政治上的审时度势,孙权、刘备两家实现了抗曹联盟。但是面对着绝对优势的曹军,必须一点一点地削弱。为此,周瑜和诸葛亮在密锣紧鼓的气氛中迭出奇谋,给曹军一次又一次打击,逐步地改变战场上的形势,终于造成可乘之机,迎来了转守为攻的日子。战争一开始,“三江口曹操折兵”,周瑜就打了一个胜仗,先挫曹军锐气,接着,又在“群英会”上运用反间计,除掉了曹军“深得水军之妙” 的水军督都蔡瑁、张允,进一步突出了自己的长处和对方的弱点,在取胜的道路上搬掉了一块绊脚石。随后,诸葛亮草船借箭,再一次削弱了曹军,加强了吴军。根据“曹操水寨,极其严整有法,非等闲可攻”的情况,周瑜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,决定实施火攻。但此计急切之间也难实行,必须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。于是,赤胆忠心的黄盖暗献“苦肉计”,诈降曹操,以便就中取事,火烧曹军。但是仅有“苦肉计”,没有人到曹营献诈降书,黄盖的挨打,也是白白受苦一场。因而,又有机智大胆的阚泽独往曹营,终于骗取了曹操的信任。 最后,足智多谋的庞统又献“连环计”,把曹军的战船锁在一起。至此,实施火攻的条件才初步成熟,在这一系列行动中,周瑜用人得当,计谋周密,环环紧扣,计计得中,充分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指挥才干。  
    当东风乍起,赤壁的大火燃烧在即,周瑜调兵遣将,采取一个个有力措施。他兵分六路,有的去烧曹营粮草,有的去烧曹军营寨,有的阻击曹操接应之兵,有的作为各路接应。再看诸葛亮,下得七星坛,乘赵云接应的小船直奔夏口,刘备接着后,诸葛亮“无暇告诉别事” ,便升帐坐定,调兵遣将:令赵云到乌林之西 埋伏,张飞去葫芦谷口埋伏,关羽到华容道埋伏,糜竺、糜芳、刘封三人各驾船只绕江剿擒败军,夺取器械,刘琦回武昌,陈兵岸口,捉拿曹操逃兵。可以说,他们是处处堵截,层层设伏,各种情况都在预料之中,时时事事皆有缜密安排,为曹军布下了天罗地网,尽可能地扩大了胜利的战果。  
    提起”空城计”,人们一般认为,那只是诸葛亮的应急之作,是心理战的胜利,没有什么缜密的安排和保证措施。其实不然。在诸葛亮布置“焚香弹琴”、“开门洒扫”之前,他已经把当时身边仅有的三千精兵,让关兴、张苞带去埋伏在山后,等司马懿退兵时,故作疑兵,鼓噪而出,以坚定司马懿“必有埋伏”的疑心,扩大神经战的效果,使敌人跑得更远,自己能更安全地撤退。否则,仅仅靠“焚香弹琴”,即使暂时骗过对方,安全撤退还谈不上。如果没有事先设伏的疑兵,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恐怕会马上醒悟回兵,完全来得及把包括诸葛亮在内的两千多人捉拿过去。此外,诸葛亮事先还派张翼去修剑阁,以备归路;令马岱、姜维断后,以防追兵;又派人分路报于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军民,撤退到汉中。连居住在冀县的姜维的老母,也派遣心腹之人送入汉中。可见,诸葛亮的退兵部署是周到而精细的。“空城计”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,是意料之中的意外,是弄险之中的保险。  
    在《三国演义》里,也有因遗漏某些环节,而几乎导致整个方案前功尽弃的警示。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赤壁大战中,曾有这样一个情节:正当火攻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,周瑜带领诸将立于山顶,指点曹营,哈哈大笑时, 突然一阵风吹,旗角从周瑜脸上掠过,使他猛然想起一件事来,吓得口吐鲜血,大叫一声,往后便倒。原来,他在制定“火攻”方案时,忽略了隆冬季节没有东风这个天时情况,事到临头,“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”,如何是好?正如唐朝诗人杜牧写下的千古绝唱所说的: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如果没有“七星坛诸葛祭风”,哪能有“三江口周瑜纵火”?周郎的惨淡苦心,恐怕会因一着遗落而全盘皆输。 
    根据事物的新发展和情况的新变化,适时调整甚至改变原定的决策方案,是实施决策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。官渡战役初期,曹操本来同意荀攸的分析:“绍军虽多,不足惧也。我军俱精锐之士,无不一以当十”,如果“迁延日月,粮草不敷”,因此“利在急战”。于是,刚刚到达前线,曹操便“传令军将鼓噪而进”, 结果首战大败。事实教育了曹操,袁军虽然有种种弱点和劣势,但袁绍的70万大军也确确实实是能吃人的真老虎,强弱悬殊,“急战”求胜的决策必须放弃。于是,曹操就后退一步,把兵力集中在官渡,坚守营垒。袁军堆筑土山,在土山上向曹军营中发射乱箭,曹军造了一种能发射石头的“霹雳车”还击;袁军挖地道攻击,曹军掘堑壕抵御。双方“自八月起,至九月终”,相持多日。此间,曹操“军力渐乏,粮草不继”,一度想“弃官渡退回许昌”,但留守许昌的荀彧报书给他打气,曹操便咬紧牙关,坚持下去,令将士“效力死守”,以便寻找战机,出奇制胜。不久,袁军从后方运来几千车给养到官渡。曹操得讯,抓住战机,派大将徐晃、史涣出击,烧掉袁军的粮草。接着,又采纳了袁绍的降士许攸的建议,亲自出马,夜袭乌巢,烧掉了袁军的全部屯粮。至此,袁绍军心大为动摇,反攻时机成熟,曹操乘机奋力出战,全线击溃袁军。由此可见,没有“急战” 到“死守”的方案改变,就不可能有曹操在官渡的胜利。